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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古文尚书学案

李晨轩

《尚书》这部书本来是孔子为教育弟子而选编的一部历史文选性质的教材。周王朝及当时各诸侯国的史官都收藏了许多虞夏商周时期的文献档案。孔子广泛搜集这些流传于世的先代文献档案,并将它们整理选编成集,用以教授学生。此后,《书》或《尚书》便成了孔子所编订的这部上古文献总集的专称,作为孔子教授学生的主要教材之一。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建立起高度集权的专制王朝。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巩固专制统治,秦王朝实行焚书坑儒政策,规定除了博士所掌管的图书和医药、卜筮、种树等内容的图书,其它所有《诗》、《书》和诸子百家均在焚毁之列。

陈胜、吴广领导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接着又发生了持续数年之久的楚汉战争。济南地区成为楚汉战争的战场,曾经担任过秦博士的济南人伏生,为了躲避战乱而只好逃亡外地。逃亡之前他将自己当博士时所保留的一部《尚书》藏到家中的屋壁中。几年后,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王朝,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下来,伏生便回到家中找出这部当年藏于屋壁的《尚书》。但遗憾的是这部《尚书》已断烂了一部分,佚失了数十篇,只剩下29篇。于是伏生就用这29篇《尚书》在齐鲁地区教授学生。

汉文帝时,国家开始重视文化典籍的整理和保存工作。当时朝廷向天下征求对《尚书》有专门研究的学者,终于打听到专治《尚书》的秦博士伏生还活在人间。不过,这时伏生已90多岁,年老体衰,不能出行。于是朝廷便派遣晁错到伏生家中去学习《尚书》。伏生口授讲解,晁错用笔记下来,带回朝廷。从此,伏生所传授的《尚书》29篇便成了官方定本。

伏生壁藏的《尚书》文本原来当是用秦朝通行的小篆字体写成。由于伏生在汉初传授时又改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等到西汉中期出现了用六国古文字写成的《尚书》后,伏生传授系统的《尚书》便被称为《今文尚书》。

汉武帝时鲁共王为了扩建宫殿而拆了孔子的一座故居,并在这座故居的墙壁中发现了几部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古书,其中一部就是《尚书》。这些古书可能是孔子后裔当年为了躲避秦朝焚书令而藏起来的。鲁共王把这些从孔子故宅壁中发现的古书交还给孔家。当时孔家有一位著名学者叫孔安国,他是孔子的12世孙,曾师从伏生学习《尚书》。孔安国把这部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尚书》与他原先跟伏生所学的《今文尚书》进行了一番比较研究。发现这部《尚书》比伏生所传的《尚书》29篇多出16篇,而相同的29篇在文字上也有些出入。孔安国是一位精通古文字的学者,于是他便将这部以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尚书》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字体。这部孔壁《尚书》虽经孔安国隶古定,但因它原来是由先秦古文字书写,因而就被称为“《古文尚书》”。

伏生所传授的《今文尚书》之学捷足先登,早在西汉时期就被立于学官,设博士,垄断了学界的利禄之途。这些《今文尚书》博士当然不愿意后来流传于世的《古文尚书》之学染指他们所垄断的利禄之途,因而在西汉时期《古文尚书》一直未被立于学官,而只能在民间传授。于是研治《古文尚书》的学者与研治《今文尚书》的学者之间便出现了矛盾和纷争。形成了经学史上著名的今、古文经学之争。

至东汉末年,对今、古文《尚书》进行综合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127-200)。郑玄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集大成式的学者。他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兼采今文之说,为《古文尚书》作注解,熔《古文尚书》学与《今文尚书》学于一炉,逐渐平息结束了纷扰约二百年之久的今、古文学派之间的纷争。此后,郑玄的《尚书注》便成为《尚书》的权威注本,《古文尚书》便逐步取代了《今文尚书》的地位,至魏晋时甚至被立于国学,设博士。曹魏政权便于正始年间将当时立于国学的《古文尚书》刻于石碑。因为这批石经是由先秦古文、秦代小篆和汉代通行的隶书三种字体刊刻的,因而叫做“三体石经”。学官的设立和“三体石经”的刻立,标志着《古文尚书》在曹魏时期完全取代了《今文尚书》的权威地位。

西晋永嘉之乱,朝廷从汉、魏中秘所接受的文物典籍大都毁于战火,今、古文《尚书》也散亡殆尽,连曹魏刻立的“三体石经”也毁坏了。司马氏逃到江南建立东晋后,豫章内史(太守)梅赜(或作“颐”)向东晋元帝献出一部自称是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后世称为梅本《古文尚书》或孔传《古文尚书》)。经文58篇,其中包括与西汉《今文尚书》基本相同的28篇,但把它析为33篇。另有《今文尚书》所无的25篇。

梅赜自称,这部《古文尚书》是魏末晋初的著名经学家郑冲所传授,郑冲传授给扶风人苏愉,苏愉传授给天水人梁柳,梁柳传授给城阳人臧曹,臧曹传授给梅赜。

这部所谓的孔传《古文尚书》出现后很快即获得东晋朝廷的认可,并被立于学官。唐太宗又命孔颖达等人撰集《五经正义》,其中的《尚书正义》也是采用孔传《古文尚书》为标准经文,这部《尚书》便成为法定标准文本通行并流传后世。

这部梅本《古文尚书》到宋代被怀疑为伪书。最先提出怀疑的是南宋初年的吴1100-1154)。他指出这部《古文尚书》中与伏生《今文尚书》相同的33篇文辞古奥,很难读懂;而比《今文尚书》多出的25篇则文从字顺,很容易理解。因此他对这25篇《古文尚书》的真实性提出怀疑。其后,南宋著名学者朱熹(1130-1200)也“疑孔安国《书》是假书”。

此后学术界怀疑此书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明代学者梅zhuó)和清代学者阎若璩(qú)。梅作《尚书考异》和《尚书谱》,认定《古文尚书》就是作伪者从有关古籍中采辑《尚书》旧文补缀而成。梅氏的《古文尚书》辨伪工作在学术史上影响很大,但在论证方面多有武断之处。甚至对梅氏《古文尚书》辨伪工作多所肯定的四库馆臣也于明陈第《尚书疏衍》卷首提要曰:“梅《尚书考异》虽多所厘订,颇胜前人;而其《尚书谱》则蔓语枝词,徒为骂,亦不足以关辨者之口。”并因而未将其《尚书谱》收入《四库全书》之中,而只把它放在“存目”之中。

清代学者阎若璩在梅《古文尚书》辨伪工作的基础上撰《尚书古文疏证》,对孔传《古文尚书》进行了全面的辨伪工作,判定孔传《古文尚书》和《孔传》均为魏晋人伪造的伪书。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指责孔传《古文尚书》经文本身存在与古籍不合、与史例不合、与古史不合、与古代典礼不合、与古代历法不合、与古代地理不合、与训诂不合、与文理不合等八个方面的问题,因而论定这部孔传《古文尚书》为伪书。作伪者就是东晋献书者梅赜。他认为这部孔传《古文尚书》中与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内容相同的33篇实际上就是从《今文尚书》抄录而来,而比《今文尚书》多出来的25篇,就是把一些先秦古书中所引用的《尚书》语句辑录起来,联缀而成。

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问世后,很快就风靡学术界,博得了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的信从和支持。针对这种情况,以博学著称的毛奇龄便起而抗争。他针对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撰写出《古文尚书冤词》,力辨《古文尚书》不伪。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共8128条,从多方面论证《古文尚书》为伪书;而毛奇龄的《古文尚书冤词》共6卷,对阎若璩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由于阎、毛二位都是当时极有名望的学者之一,同是清代“汉学开山者”,因而他们的论争轰动一时。他们都在自己的论著中广征博引,以雄辩的才能论证自己的观点,令人眼花缭乱!不过,平心而论,虽然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博得了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的信从和支持,但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的许多驳难确实击中了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及其它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者的软肋。

但是伪古文尚书的定论逐渐为学界接受至今。近年来还有翻案文章。

19257,国学大师王国维曾在清华作过一次讲演,演讲中王国维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但藏于孔府旧宅壁中的《古文尚书》在东汉已散佚;《纪年》(即汲冢书)同样于唐代散佚,成为学术界似乎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20087月,清华大学获得校友捐赠的从境外拍卖所得的两千余枚竹简。经过专家鉴定,这批“清华简”属于战国中晚期,距今大约23002400年左右,当是出土于古代的楚国境内。据报道其中发现有多篇《尚书》,都是焚书坑儒以前的写本。目前对这批竹简的考释研究工作现在才刚刚开始,估计整个考释研究工作至少要十年以上才能完成。

“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皇门》《祭公》和《楚居》共9篇简文。

其中,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专家将其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也是后人编造的。

从‘清华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真正看到了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以为长久以来的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一个圆满句号。

伪古文尚书之所以难以发现,发现又难以定案,就是因为这25篇古文尚书是精心制作。汉魏诸儒所引佚《书》零句几乎都被纳入,连缀得文从字顺,很难察觉。孔颖达评价《古文尚书》:“古文经虽早出,晚始得行。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

都是高手啊!

讲这个学案,让大家感受我们的祖先的质疑精神,对学术的钻研程度,上千年来的传承历程,以及几十代、几百代中国人对真理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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